兰小欢
在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悲观情绪也将逐步弱化。共同富裕背景下，贫富差距也在扩。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三个方面：第一，居民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我国十几亿人在40 年间摆脱了贫困，收入结构不断改善，缩小了全世界70 亿人之间的不平等；第二，再加上生存型支出显著降低，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消费总量将持续扩，虽然收入差距在拉，消费结构也将延续升级趋势。因此，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从中长期角度出发，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第三，推动共同富裕对消费行业并非利空，在经济增长减速时，而是重利好。橄榄型收入结构有利于消费总量扩收入差距走阔是消费增速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中间、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有利于消费总量扩。从国际经验来看，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
收入差距
的崛起极地降低了全球不平等。按照世界银行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定义（每人每天的收入低于1.9 美元），全世界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19亿下降为2015年的7亿，减少了12亿。这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同期的世界总人口还增加了约30亿。但如果不算，全球同期贫困人口只减少了不到3亿人。而在1981年至2008 年的近30年间，以外的世界贫困人口数量基本没有变化。可以说，全球的减贫成绩主要来自。
的崛起也彻底改变了全球收入分布的格。1990年，全球共有53亿人，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约四成生活在我国，而最富的20% 里几乎没有人，绝多数是欧美人。到了2016年，全球人口将近74亿，其中最穷的一半人中只有约15% 是人，而最富的另一半人中约22% 是人。我国占全球人口的比重约为19%，因此在全球穷人中人占比偏低，在中高收入组别中人占比偏高。按国别分，全球中产阶级人口中我国所占的比重也最。
我国的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而扩。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一个0 到1 之间的数字，数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3，2017年上升到了0.47。按照统计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的20%人群占有全收入的48%，而收入最低的20%人群只占有全收入的4%。
虽然收入差距在扩，但因为经济整体在飞速增长，所以几乎所有人的绝对收入都在快速增加。经济增长的果实是普惠的。1988年至2018年，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农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都增加了8—10 倍。无论是低收入人群、中等收入人群还是高收入人群，收入都在快速增加。以城镇居民为例，虽然收入的20% 其实际收入30 年间增长了约13 倍，但收入最低的40% 和居中的40% 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
经济增长过程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和各种新机会的不断涌现， 虽然不一定会降低收入差距，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如果每代人的收入都远远高于上一代人，那人们就会更看重自己的劳动收入，继承自父母的财富相对就不太重要。对多数“70后”来说，生活主要靠自己打拼，因为父母当年收入很低，储蓄也不多。经济和社会的剧烈变化，也要求“70 后”必须掌握新的技能、离开家乡在新的地方工作，父母的技能和在家乡的人脉关系，帮助有限。
但对“80后”和“90后”来说，父母的财富和资源对子女收入的影响就了。原因之一是财富差距在其父母一代中就扩了，财产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也扩了，其中最重要的是房产。在一二线城 市，房价的涨幅远远超过了收入涨幅。房产等有形财产与人力资本不同。人力资本无法在代际之间不打折扣地传承，但房产和存款却可以。聪明人的孩子不见得更聪明，“学霸”的孩子也不见得就能成为 “学霸”。即使不考虑后天教育中的不确定性，仅仅是从遗传角度讲，父母一代特别突出的特征（如身高和智商等）也可能在下一代中有所减弱。因为这种“均值回归”现象，人力资本很难百分之百地遗传。但有形资产的传承则不受这种限制，若没有遗产税，100 万元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 万元，100 平方米的房子传给下一代也还是100 平方米。
累积的财富差距一般远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如前文所述，按照统计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数据：2019年收入的20%的人占有全收入的48%，而最低的20%的人只占4%。而按照银行对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2019年净资产的20%的家庭占有居民全净资产的65%，而最低的20%只占有2%。在经济发达、资产增值更快的沿海份，父母累积的财产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比在内地份更。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拼爹”现象越来越严重的话，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便会下降，不安定因素会增加。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受过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1988年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中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增长了约13倍，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也分别增长了6倍和9倍。在“经济蛋糕”膨胀的过程中，虽然高收入群体切走了更一块，但所有人分到的蛋糕都比以前多了，因此暂时可以容忍贫富差距拉。美国情况则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穷人（收入最低的50%）的实际收入完全没有增长，中产（收入居中的40%）的收入近40年的累积增幅不过区区35%，而富人（收入的10%）的收入却增长了2.5倍。因此社会越来越无法容忍贫富差距。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穷人财富幅缩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 引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分裂越来越严重。
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前后，绝多数人的生活经历都比较相似，或者在农村的集体生产队干活，或者在城镇的单位上班。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先富起来可能会给另一些人带来希望：“既然家都差不多，那我也可以，也有机会。”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下海”发了财，而其他人在羡慕之余也有些不屑：“他们哪里比我强？我要去的话我也行，只不过我不想罢了。”但如果贫富差距中参杂了人种、肤色、种姓等因素，那人们感受就不一样了。这些因素无法靠努力改变，所以穷人就更容易愤怒和绝望。最近这些年，美国种族冲突加剧，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黑人的贫困。黑人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不及白人的六成，且这种差距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一个出身贫困（父母家庭收入属于最低的20%）的白人，“逆袭”成为富人（同代家庭收入的20%）的概率是10.6%，而继续贫困下去的概率是29%。但对一个出身贫困的黑人来说，“逆袭”的概率只有区区2.5%，但继续贫困的概率却高达37%。
家庭观念也会影响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而影响子女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增长的环境。我国的“70后”和“80后”中绝多数人的收入都超过父辈。若父母属于收入最低的40%人群，子女收入超过父母的概率接近九成；即便父母属于收入居中的40%人群，子女超越的概率也有七成。这种情况很像美国的“战后黄金一代”。美国的“40后”和“50后”收入超越父母的概率很接近我国的“70后”和“80后”。但到了美国的“80后”，这概率就低多了：如果父母是穷人（收入最低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还不到六成；若父母是中产（收入居中的40%），子女超越的概率仅四成。
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与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中有一条非常有名的“库兹涅茨曲线”，宣称收入不平等程度会随着经济增长先上升而后下降，呈现出“倒U形”模式。这条在20世纪50年代声名噪的曲线，其实不过是一些欧美在“二战”前后那段特殊时期中的特例。一旦把时间拉长、样本扩，数据中呈现的往往不是“倒U形”，而是贫富差距不断起起伏伏的“波浪形”。造成这些起落的因素很多，既有内的也有外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并没有什么神秘的经济力量会自动降低收入不平等，“先富带动后富”也不会自然发生，而需要政策的干预。不断扩的不平等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
结语
我国的城市化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4 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 年分税制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规模城市，但并没有为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个阶段是的以后，随着一系列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作用。上述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1994 年之前，工业和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可以迅速切入本地市场，满足本地需求，而农村土地也解放了量劳动力，可以从事非农工作，为乡镇企业崛起创造了条件。到了90 年代中后期，工业品出口开始加速。2001 年，加入WTO 和国际竞争体系之后，工业企业必须扩规模，充分利用规模效应来增强竞争力，同时需要靠近港口以降低出口运输成本。因此制造业开始加速向沿海地区集聚，量农民工也随之迁徙。如今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但产业升级要求制造业企业不断转型，充分利用包括金融、科技、物流等要素在内的生产和销售网络，所以各项产业仍然集聚在沿海或一些中心城市。这种集聚促进了当地服务业飞速发展，吸纳了从农村以及中小城市转移出来的新增劳动力。这些新一代移民已经适应了城市生活，很多“农二代”已经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技能，更希望定居在城市。所以城市化需要转型，以人为本，为人们提供必要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
在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地方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地价和房价飞涨，也让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累积的债务为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增加了很风险。最近几年的供给侧结构性，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去杠杆”，而所谓“战”之首就是“防范化解重风险”。那么这些风险究竟是什么？如何影响经济？又推行了哪些具体的措施？这是我们下一分的主题。
（本文摘编自《置身事内：与经济发展》，作者兰小欢为复旦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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